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供图：IAEA

核电正在复兴，未来将有明显增长

记者 韩舒淋 发自巴库

编辑｜尹路

在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下称：IAEA）一度处在争议漩涡中央。排海实施之前，2023年7月IAEA出具评估报告认为日本方案符合IAEA的安全标准，排放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对人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当时，中国外交部回应称，这份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中方对机构仓促出台报告表示遗憾。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CAEA）敦促IAEA尽快主导建立独立有效、有日本邻国等第三方实验室充分参与的长期国际监测机制。

2023年8月，日本不顾周边邻国反对，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周边国家难以参与监测的僵局直至一年后才打破。

2024年9月，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日方欢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并将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这些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实验室分析比对得以实施；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在巴库气候大会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Rafael Grossi）接受了《财经》杂志专访。他在专访中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公正独立的平台，促成中日双方达成协定，确保中国能够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权限范围内进行独立取样监测，未来这一工作将持续下去。

在上届气候大会期间，多国联合发起2050年《三倍核能宣言》。格罗西表示，过去一年，核能复兴趋势明显，许多大国在发起新的核电项目。此外，小堆技术开始广受关注，科技公司投资小堆是近年来的新趋势，小堆技术也是首次由需求侧，而非政府或大型公用事业公司推动的核电技术。

（图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接受《财经》专访。摄影：IAEA）

以下为专访全文。

《财经》：关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今年9月，中国和日本政府达成共识，中国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独立取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能否保证取样和监测的独立性、科学性和透明度？

格罗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这项协议中处于核心地位。虽然这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协议，但正因为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公正独立的平台，才使得这一协议的达成成为可能。

日本排放处理污染水从一年前开始，已经排放了十次，我们确认排放的处理水平远低于许可标准，进展顺利。我也知道中国一直希望在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涉及主权、领土等问题。

因此，经过几个月低调的外交和技术合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协助下，我们提出了一种机制，让中国能够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限范围内进行独立取样监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让中国感到满意，确保其独立取样。同时，我们也需要向日本确保过程的完整性，确保没有污染样本，一切都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协议进行。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何通过技术方法来应对中国、日本以及整个沿海地区所面临的高度敏感问题，找到关键的解决方案。我对结果非常满意，也非常感谢中国选择与我们合作，信任我来促成这项协议。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实施联合监测，首次操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常规定期操作，希望这不再成为新闻焦点，因为这将是我们常规执行的一项工作。我承诺这一工作会持续到排放最后一滴水。所以，即便我不再任职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甚至离开这个世界，国际原子能机构依然会继续确保排放入海的水不含任何危险的放射性物质。

《财经》：多久进行一次取样？

格罗西：这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每当有新的排放计划时，我们会制定计划，提出建议。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正将这一机制开放给中国以及其他有意参与的国家。中国对此表现得非常开放，同意邀请其他国家。我们10月的首次实施中，韩国和瑞士专家表达了他们的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共同合作的良好范例。

《财经》：核电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技术近年来引起了很多关注，但小堆的度电经济性一般不如大堆，为什么小堆会引起热潮，它的优势在哪？前景如何？

格罗西：小堆具有许多优势，它更容易部署。分析其成本结构，首堆（FOAK）的价格自然会比较高，但关键在于小堆可以批量生产，一个型号可能会有数十甚至数百个，供应链和系统建立起来后，成本有望大幅下降，因此我非常看好小堆的商业前景。

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前沿。中国有高温气冷堆，并且很快将调试ACP100（玲龙一号，中核在昌江的小堆项目）。每个领域中国都有巨大优势，我期待看到中国在国内市场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也扮演重要角色。

《财经》：我们看到有很多科技巨头对小堆很感兴趣，在进行投资，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对小堆的发展有何影响？

格罗西：这是近年来最有趣的趋势之一，因为这是第一次核能受到需求端的推动。过去核能主要由大型公共事业公司、政府推动发展。而现在最具活力的行业，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大型公司进入了，微软、谷歌等公司几乎每周都会签署一份相关合同。在中国，也有许多公司正准备采取类似行动。

这些产业的能源和电力消耗非常大，他们也不希望使用化石能源。其他行业，比如钢铁、水泥等特定领域的大型工业，也在将核能视为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

（图注：巴库气候大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展馆。摄影：韩舒淋）

《财经》：核电面临复杂的监管，技术创新迭代周期也比其他能源形式要长，小堆等新技术，如何能够缩短开发到投入使用的时间周期？

格罗西：这的确是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我发起了“核能协调与标准化倡议”（NHSI：Nuclear Harmo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Initiative）。

NHSI这个平台希望将政府、企业、公用事业单位、运营商、监管机构以及私营部门等所有相关方聚集在一起，探讨如何调整全球的监管实践。例如，如果有人从中国购买一个小堆，当地的监管机构可能不会自动接受中国的审批结果，但可以利用中国的监管流程，显著加快审批速度。

传统的核能监管模式适用于各国的大型核电站项目，通常伴随着漫长的许可流程。然而如果继续沿用这种方式，小堆产业很难成功。各国的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不希望因此阻碍本国的核能发展。在美国，许多企业正在积极与美国核管会（NRC）沟通，不希望监管成为阻碍小堆发展的障碍。

这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它正在推进，有望为小堆产业带来更快、更高效的发展环境。

《财经》：去年在迪拜气候大会，多个国家发起了2050年《三倍核能宣言》，您也在会上发布了《净零需要核能》的声明，如今一年过去了，您认为核电复兴了吗？

格罗西：我认为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大项目的确认，包括法国、英国、欧洲的几个国家还有印度，中国一直在继续推进。还有小堆发展，科技公司投资入局的新趋势。前沿领域还有核聚变的进展。所以，如果以上次会议到这次会议的时间为衡量标准，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不再只是空谈，预计从现在到下一届气候大会，会有更多变化。

《财经》：长期来看，您如何看待未来零碳场景下核电的前景？

格罗西：我们预计会有稳健的增长。可能需要将当前的装机翻倍，甚至两倍，不太确定是否会达到3倍增长，但无疑会有明显增长。

《财经》：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非常发达，但也正在遭遇欧美的贸易壁垒和关税措施，中国的核电产业也具备自主和出口能力，这种新能源领域的贸易壁垒和地缘政治因素，是否会影响核电的全球发展？

格罗西：现实看，会有这个问题，传统核能领域会比小堆更明显。这超出了单纯的核能讨论，涉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但与此同时，在核能领域也有一些有趣的合作值得关注。比如尽管有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俄原能（Rosatom）仍在西方国家运营。美国有许多关于此的争议和讨论，但市场有其自身需求，在土耳其、匈牙利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都有俄原能的核电站项目在推进。

对中国而言，过去出口不多，刚刚开始努力。我也在努力促进中国和西方国家、日本、俄罗斯、印度之间的联系。核能的全球化有独特特点，必须加以保护。

《财经》：全球一半以上的核电站是内陆核电，在中国，一直有内陆是否适合建设核电站的争议，在您看来，内陆核电与沿海核电在是否有本质区别？如何看待其安全风险？

格罗西：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安全风险。

中国在推进非常创新的设计，冷却系统不依赖水源，这是一个新变化。我与中国的监管机构紧密合作，他们非常关注这一点。核电站的许可需要解决冷却问题，否则不会获得许可，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风险。核电是世界上监管最严格的行业之一，各国的设计会充分考虑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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